作者｜汪民安
出处｜《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来源｜Body Politics in the SARS Crisis(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 (positions), 2004 年 秋季（美国）
授权｜全文由本人手打发布，已获汪民安教授邮件授权。
备注｜本文写作时间为 2003 年。

在这场 SARS 危机中，身体的问题充分地暴露出来。它成为整个危机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对于这场危机中的人们来说，一切问题都远远退却在身体之后，身体将一切别的问题置于暂时的黑暗之中。人们再也不是按照意识形态的立场、信仰、经济等级、社会地位来区分人群了。这些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冲突、纷争、较量，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化纠纷，不稳定的社会契约，权力的明争暗斗，这些日常的社会戏剧，现在全让位于对身体的深切知觉。人们撕毁了他在社会中的面具角色，将霍布斯所说的自保（self-preservation）本能表现出来。人在这个时候拼命地往原始状态退缩，将社会性弃之不顾。理想、事业、抱负乃至金钱，这些日常状态的生活重心和动力，在这个特殊时刻，变得土崩瓦解。制度、秩序、组织在自行地解散，并主动丧失它的强烈效力。这样濒临瓦解的社会不是被摧毁，而是被人们主动地冻结；不是被一种肆虐的无政府状态所取代，而是被一种主动的静寂主义所编织；不是被一种革命性的活跃力量所颠覆，而是被一种无名的恐慌所笼罩。我们看到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复归：向无组织状态的复归，向反社会状态的复归，向动物状态的复归。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但同时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经验时刻——人，不单单是某个个体，而是整个的人群组织，历经了一次巨大的心理震荡，这个震荡不仅仅是对死之恐惧，而且还是对一个罕见处境的茫然经验。人突然被甩出了日常生活的轨道之外，他的整个日常经验突然被弄得僵化、呆滞和停顿了。这是一次奇异的具有恐怖色彩的梦幻般的经验。人，有可能是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地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他者，离开了街道上作为背景的人群，离开了他置身于其中的公共领域。人，有可能是第一次这么彻底地退回到自身、退回到自己的身体、退回到自己的孤独性中，退回到自己的无助感中。人，有可能是第一次将自己置身于一种超现实之中，置身于虚构的电影之中，置身于舞台戏剧之中——只要撕下自己在社会舞台上的面具，人的生活就具有一种真正的戏剧性。生活在这里变成了艺术，王尔德的伟大理想实现了，只不过是，这里的艺术不是喜剧，而是悲剧；不是正剧，而是贝克特式的荒诞剧。是的，这个城市像一个梦幻工厂，但，只是一个造就了噩梦的工厂。

社会性急剧地向个体性退缩，这样，家庭成了一个自足的封闭场所，成了个体的绝对空间。这是一个纯粹空间意义上的空间。家庭是以一个隔离封闭的空间来表达它的完全意义，它占据了房子的含义。现在，家庭开始抛弃了所有的情感和浪漫神话，它不是由灯光、音乐、鲜花、低语和客人所造就的缠绵氛围。它变成了一个身体防护墙。在此，空间的性能压倒性地挤走了空间的格调。几何学排斥了伦理学。人们藏身于家中，不是对于逐渐淡薄的血缘伦理的反复温习，而是对于这个几何空间一遍遍不厌其烦的耐心检查。家庭成为卫生学和空间几何学的对象，也许是第一次，家庭空间的某些特殊场所，尤其是那些和身体密切相关的场所——厕所、窗户、门把手、鞋柜——得到了细腻的反思，人们将目光耐心地触摸这个空间内的每一个隐秘角落。家庭中的成员从社会中——无论是他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退回来后，不约而同地变成了勤勤恳恳的清洁工人。这既是对所在空间的清洁，也是对自己身体的清洁：人们不知疲倦地而又小心翼翼地搓洗自己的双手。身体和空间的双重清洁，成为最必要最日常的劳作。家庭的伟大诗意，被一个繁琐不堪的去污劳作摧毁了。一个全民性的身体及其空间的清洁卫生运动，自发地成为生活中的宏大主题。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对于清洁卫生运动的专注，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沉湎于自己的身体专注，使得对于财富和声望的角逐游戏暂时终止了，家庭内部的政治游戏也暂时终止了。人不再是亚理斯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人是一个同等的自保的动物。他的本质现在是由身体来定义，他的前景、希望和未来仰仗于他的身体。他的健康、强壮、免疫力、病史构成他此刻惟一的存在性。阶级差异、贫富差异、文化差异、权力差异现在让位于身体的差异。布尔迪厄竞争性的场域（field）概念失去了它的理论力量。或者说，所有争夺资本的场域游戏自行解散了。代替场域的是禁锢身体的严厉的空间行场所。经典社会学模式没有能力来描述此刻的场景，这必须是反社会学的叙述，反意义的叙述，反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这里，只有纯粹几何学性质的空间描述：只有医院和非医院的空间场所；只有隔离和非隔离的空间场所。同样，在这两类空间场所中，只存在两种人：患者和非患者；病人和非病人；咳嗽的和不咳嗽的；发热的和不发热的。总之，只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身体：携带病毒的身体和不携带病毒的身体。人们就这样来区分、定义和描述人群，就这样将人的本质纳入到身体的范畴内，似乎身体知识和医学知识就是人的全部知识。白色大褂的医生变成了身披斗篷的教父，人们将自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医学专家，他们的公开话语成了圣词，人们将医生的要求当作神圣的法律，言听计从。医学知识以可能想象得到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它力图深入人心，变成日常生活指南的常识。医学和身体知识此刻被赋予生活杠杠的地位，于是，人们全力以赴地将注意力投入到对自己身体的细微揣测之中。身体的甄别，成为他们一遍遍不厌其烦的日常反思功课。身体及其症候在他们的内心地盘反复地撒下阴影。身体，它的某一个方面前所未有地在人们沉睡的内心深处苏醒过来。以前，人们常常是注意到身体——无论是自己的身体，还是他人的身体——的美学构造，形象构造，现在，人们在探索身体的生理学构造，肌体构造。以前，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投资和强化身体，现在，人们是在小心翼翼地呵护身体。以前，人们投资身体是为了拼命地消费身体，使身体成为一种有效用的生产手段，现在，人们呵护身体是为了积攒身体的能量，使它成为抵制疾病的防御手段。以前，人们知识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留意到身体，现在，人们却无时无刻不在洞察身体的真理。在此，身体，是黑格尔式的自我感知（sentiment of self）的对象，而不是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对象。欲望是指向身体的，而不是指向他者的。黑格尔式的声望「承认」完全退回到了身体的知觉。

自我努力获得自我身体的知识，也在努力获得他人的身体知识。身体的真理不再是个人性的，不再属于私人的秘密。身体的知识应该被公共机构掌握。这是因为，危险和恐惧的根源来自身体，任何一个身体既可能成为另一个身体的杀手，也可能成为另一个身体的牺牲品。身体之间彼此都潜藏着阴郁的威胁，身体的关系变成了危险的关系。就此而言，每一个身体都应该昭示它的秘密，都应该被详尽地观察、检测、探究，都应该记录在案，一个临时性的身体档案——它有别于个体历史事件的档案——很快在各种临时机构中被制造出来。清晰的身体知识和档案，是确保安全的惟一砝码。因此，当身体置身于某一个新的空间场所时，必须将自身置于公共机构的目光之中。身体的知识，必须被暴露。身体，而不是内心，再一次得到严厉的审判，这个时候，目光不再是根据地位、等级、服装、款式来打量身体了，机器的目光接近纯粹的医学目光。只有身体的医学指标（具体地说，身体的温度），才被广泛确认为最基本的身份凭证。

由于身体既是危险的根源，又是危险的受害者，权力的眼睛就是要毫不懈怠地盯住那些不正常的身体。它要对身体进行完全的洞察和宰制。公共权力机构现在是按照身体的征兆来区分人群。一旦身体出现了某些征兆，或者一旦身体可能出现某些征兆，身体就必须被固定起来：身体的监禁出现了。这是完全的身体监禁，它仅仅针对身体，这样的监禁丝毫不附加道德上的惩治和谴责，相反，监禁机器还抱有愧疚之心，因为通常的监禁都是将毁坏法律的罪犯强制性地囊括其中，它在禁闭他们地同时，还流露出一种同罪犯较量大获全胜之后地快乐，一种报复和惩罚的快乐。但此刻的被监禁者都是无辜者，他们是服从的公民，毫无过错，即没有针对法律的暴动，也没有对道德产生丝毫的威胁。但是，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体症候和可能的症候，法律却将他们关闭起来。这些身体的症候不是被禁闭者所能掌握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愿意制造出这种症候，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因此，对这些受害者的禁闭，就没有通常禁闭所产生的得意扬扬之感。禁闭，在这里，逆转了它的一贯对象，前所未有地变成了对驯服的受害者的管制。同任何一类惩罚式的禁闭相反，这纯粹是一种身体禁闭，而决不要求灵魂上的洗心革面。禁闭中没有改造、惩罚、教训、忏悔，相反，这些受害的禁闭者在精神上收到了安抚，禁闭被叙述为一种牺牲行为，一种荣光行为，一种公益行为。禁闭，不是让被禁闭者名声扫地，而是使被禁闭者进一步地成为公民楷模。禁闭的解除变成了一场英雄凯旋。等待他们的不是歧视，而是鲜花和掌声。这既是对禁闭造成损失的补偿，也是对禁闭性质的终极定论。

这种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谴责的禁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主动的或者被动的）建立起来。整个城市划分成了各种封闭性的空间场所。它们彼此断绝了往来，切断了城市的密切流动，使城市陷入一种僵化和冻结的状态。但是，这种僵化和冻结不是欲望身体的冻结，而是医学身体的冻结。前者乃政治专制主义所为，欲望冻结的社会形式，个人可以走动，但是不能言说，这种欲望的冻结是思想和表达的冻结。言论的冻结，是单一的堤坝对奔突的欲望的强行禁锢，这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总体性冻结，是强迫性的暴政沉默。因此，让欲望流动起来——根据德勒兹的说法——就是将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总体性盖子撕裂，让差异性流溢而出，欲望之流是对暴政的无情摧毁。与之相反的是，医学身体的冻结，不是政治性的冻结，而是单纯的空间冻结，个人不能走动，但可以自由言说；身体冻结了，但欲望和表达并没有受到外在性的强制限制，相反，身体的冻结恰恰激发了言语和表达的急剧冲动，我们看到，冻结的身体却滋生了过度的言语信息。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播机器，病情、权力的措施、防御知识、事态进展、警示、友情问候以及纯粹为了打发时间的网络或电话闲聊，使言语和欲望爆炸性地来回传递，这成为空间冻结的一个反向的言语喧闹效应。患者见不到任何一个熟人，但他却会受到铺天盖地的言语上的关照。城市停滞了，但是交流在每一个角落不停地汹涌着。这是一个人迹罕见的城市，但是是一个消息繁殖的城市；人们被迫地固守城市一隅，但是他们却对整个城市了如指掌。身体的空间隔离却使人们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单个的原子般的身体惊人地织成了一个同质感：他们关注同一件事情，收看同一种新闻，谈论同一个主题，传递同一个信息，服用同一种药品，甚至进行同一种身体活动：洗手。人们彼此看不见了，但是，人们用彼此的类似复制来相互共勉。再也找不到一个如此充满悖论的共同体：一种隔离、分散和不来往的共同体。人们看不到广场的盛大集会，但仍旧存在着一个紧张的焦点将人们牢牢地统摄在一起。藏匿起来的人们，却会在某一个共同的时刻，一起砰砰心跳。

这是现代疫情的特有发生形式。人们彼此在空间上是隔离的，但他并没有孤单之感。他没有被流放，被排斥，被抛弃，被一劳永逸地甩掉，即便是患者和可能的患者。他知道他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他和他人共同分享着眼前的一切，他和他人能同时对情况作出判断，对处境做出选择。信息，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流通性的事实消息。信息在此产生了巨大的实际效能，它甚至决定着整个城市的面貌和街景。信息的发布，决定着街头的喧闹效应，信息成为庞大的城市交响乐的伟大指挥。最重要的是，信息还产生了实际的防治作用，它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生产性，一个简单的信息可以产生了巨大的防治效益，这是最为经济的防疫手段。信息在抵达个体的同时还造就和决定了个体，它使个人产生实际的防治和自我诊断行为，信息的这种威力同防治性的政府权力、同医学救治权力相比毫不逊色。这三者成为今天防疫工程的三位一体。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快速信息，使流行病的现代救治和古代救治断然区分开来。这也是两种救治的最重要的差异：行政隔离的权力是一种古老权力，它是对付流行病的一种本能权力；医学救治的权力是 18 世纪的生命权力，它在鼠疫时期成为人的手段和目标；只有信息的权力才是今天的权力，才是今天对付流行病崭新而有效的权力。我们看到，一旦这种崭新权力没有被恰当运用的时候，巨大的混乱和盲目就出现了。信息的通畅与否，注定会引发激烈和慷慨的纷争。

信息权力施加于广泛的个体而产生防御效用，它只能落实于个体身上，而且，这种效用只能通过个体的自觉行动来实现。显然，单个的防御性个体无法对整个病情产生抑制作用，而且，信息权力没有主动的检测和强制性，这是一种不能被完全执行和遵循的权力。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行政权力和医学救治权力登场了。信息权力所缺乏的检测和组织功能让位于公共性的行政权力。行政权力得到了强化。由于个人纷纷退回到了家中，他因为职业而从属的各种制度机器弱化了，但是，职业性的制度机器以外的公共权力却强化了。个体退出了他每天置身于其中的局部性的制度机器，但是普遍性的公共权力机器却毫不松懈地笼罩住了他，他面对的不再是具体的上司、客户或者形形色色的账单，而是一般性的社会复杂而细微的行政管理机器。现在，个体直接面对着的，而且是惟一而面对着的，就是公共权力的每一个层级，个体现在不是根据他的职业得到企业的分类控制，而是根据他所在的位置空间得到细致的行政管理。

这种行政管理机器就不再是韦伯式的科层管理机器，不是企业机器，而就是政府机器。在这里，个体从职业性的体制中获得了自由，但是，他成为政府的看守对象，各个层面的政府机构全面地调动起来，旨在充分而完全地监督个人的身体状况。为此，政府权力在职能上、在构成上、在目标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医生作为重要的构成部分被纳入到政府机器中，医疗救治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意义。医生的职责除了传统的救死扶伤外，还对整个行政管理发表举足轻重的意见。防治、监督、管理和救治措施，都是在医生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医生成为政府此刻关键的决策者。公共权力中的常规行政人员只是对医生方案的严格执行。国家暂时变成了一个医治国家，医务高悬在国家的上空。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政府的行为，卫生机构成为最忙碌和最核心的机构，法律、警察成为医生强有力的补充。同时，医疗工作人员还纷纷以加入组织的方式成为事实上的管理者。

临时性地取代了经济技术专家，医生成为政府的重要决策者，政府的权力目标当然就发生了改变：高效率的经济目标变成了生命的救治性目标。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bio-power）得到了证实和实践。根据福柯的看法，生命权力——欧洲国家自 18 世纪以来主导的权力方向——将其职能锁定在生命的伦理上。这样的权力旨在调节和有效管理人口，促进人口的健康，纯化人口的质量，保证生命的安全，增加生活的福利，强化公共卫生机构的设置。权力的总目标是促使人口的健康和安全。这是国家治理和国家权力实践的主要目标。这样的生命权力同国家的屠杀权力，同法律的压制权力截然相反。福柯发现，君主和暴政国家，在对待麻风病的时候，是将病人抛弃，将他们扔在城外，或者放逐于大海，从而让他们自生自灭。正常人以此得到保障。这里，病人是被隔离了，但是是被抛弃式的隔离。今天，人们依然是在隔离病人，但是是救助式的隔离，国家权力对生命安全的承担方式，不是使「不正常」的人（病人）消失，而是使他们得到救治和改造，使他们恢复正常。这是国家权力的主要目标：一种生命政治学的目标。

要达到这一目标，最基础的方式就是切断身体的传染链条。为此，国家权力就得详尽地包围和调查身体。为权力建立一个连续链条就是为了随时切断身体的传染链条。于是，权力就会像一张大网一样周到而事无巨细，权力的链条丝毫不能存在断裂，严厉的权力流程不能有任何漏洞，这样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变得严肃、紧张、苛刻、敏感，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保证它的流畅和顺利。权力机器中的执行者必须毫不松懈地维持这根权力之链，他要为它的流畅实施负责，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调动一切因素来维持这张权力之网地有效运作；那些成为权力对象的人在某个时刻可以反过来作为权力机制内的要素。由于这种对身体的细致检查权力符合普通民众的意愿，因此，一般民众也积极支持甚至加入到这种政府权力的实践中来，他们自动放弃了某些日常权力，这就巩固了检测权力的效率和范围，并节约了行政权力的成本。我们看到，行政权力一旦得到了个体的支持，就会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一个隔离和搜索的权力。这个权力的障碍不是抵抗，而是身体的黑暗，因此，它的手段使目光，而不是暴力。它的目标是将身体从死亡的播散中抢救出来，而不是将身体植入镇压的死亡机器中。因此，这是一种积极的全面干预权力，权力的对象就不再是权力的敌人。权力和权力要搜索的对象进行的不是追逐游戏，权力的目光要测量的不是破坏性动机和行为，而是明确或者隐匿的身体疾病；权力不是给对象以法律的致命一击，而是将对象揽入安全的怀抱；不是将个体从人群中清除出去，而是在人群中将个体召唤出来。因此，权力除了忙忙碌碌主动搜寻之外，它还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信息通道，以便它所要搜索的对象主动进入权力的干预中——通常，这个对象不是惧怕这种权力，而是不能肯定他是否就是这种权力要搜罗的对象，就是说，他难以确定他的身体症候。一旦如此，他就配合、适应和服从这种权力。在此，我们看到了这种权力同司法权力的显著差异：对后者来说，权力的对象总是在仓皇地逃窜。对着前者来说，再一次地，它被证实为具有积极的生产性。

SARS 危机使社会短暂而急剧地陷入了一场寂静状态。怯懦的喃喃自语取代了机器的猛烈轰鸣。舞蹈、歌声和饮宴从城市中消失了，人们失去了节庆的表达，他们的面孔写满了不安。这是一个没有节日和欢乐的时光，它像一个寂静而恐怖的黑夜，一个被威胁所笼罩但又不知道威胁何时降临的黑夜。所有的人都发现，他们的正常生活出轨了，但不是向着狂欢的方向出轨，而是向着狂欢的反方向出轨。这种寂静的生活如此之罕见，犹如纯粹的节日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如此之罕见一样。这样的生活，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压抑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压抑的寂静状态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机遇，一个具有噩梦品质的机遇。对于这个城市而言，在刻板的理性生活和热情的狂欢生活之外，增添了一场惊恐的寂静生活。理性的生活是在城市机器的正常轨道中运转，在这种生活中，人们的意识驾驭着他们的身体，意识主体施展了他的控制力量——无论是对身体的控制，还是对外在性的控制。在狂欢生活中，身体则摆脱了意识到控制，冲毁了理性和制度的界线，身体之粗蛮力量驾驭和创造着世界，最终形成一个狄奥尼索斯式的世界。而在寂静的生活中，意识和身体都处在沉睡状态，或者说，意识只是对身体的感知，而身体则仅仅是被意识所感知的身体。意识和身体彼此作目标相互纠缠和重叠着，这是人的一个奇特而罕见的回归，是人从外在性向内在性的回归，是从扩张性向收缩性的回归，是从主体性向动物性的回归，是从主人向奴隶的回归——寂静的状态是黑格尔式的奴隶状态。

SARS 危机绝不是一场简单的健康和卫生危机，事实上，这是一场信念危机，是对形形色色乐观主义打击的又一种形式。我们看到，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中心论在这场危机中遭到了空前的挑战：人类依然不是环顾四周的盛气凌人的主人。科学和知识不是培根所说的去魅之力量。战争的危机，是政治和伦理的危机。疾病的危机，则是科学和哲学的危机，是主体性的危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历史将终结于何处，我们只知道，战争和疾病的二重奏，已经踏着和谐的节拍来到了我们的跟前。

是的，乐观的风暴又要刮起了，因为，眼前的这场危机即将拉上它的大幕。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危机将在什么时候悄悄地搭起它的舞台？